教育/教师究竟是怎么一回事？一个特级教师退休后的反思
教育究竟是怎么一回事？
一位特级教师退休后的反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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于永正，全国著名特级教师、江苏省教育模范，教育部“跨世纪名师工程”向全国推出的首位名师。于老师1962年从师范学校毕业后，一直从事小学教育教学，退休后，他对自己漫长的小学教书生涯做了深刻的反思。他说：
我不是悲观主义者，不会因为人生快“走到头”了而叹息。我常常想的倒是：假如时光倒退十几年，不要多，只十几年，再给我一次从一年级带到六年级的机会，再让我教一届小学生，把我现在相对的成熟献给学生，那该多好哇！
我时常记起江苏省模范教师王树堂先生生前对我说的一句话：“年轻的时候不会教，等会教了，又老了。”他说出了所有退休老师的心里话，一种带有无奈、伤感、留恋、遗憾的肺腑之言。
难道老师也像庄稼一样，老了才成熟？难道就像红薯一样，从地里挖出来，非得在地窖里放一段时间才甜，才软，才意味着彻底的成熟？
是的。退休之后的大反思，使我基本上明白了教育究竟是怎么一回事，教语文究竟是怎么一回事。
因为基本上明白了，所以我退休后才经常想，如果时光倒退十几年，让我再教一届小学生，该有多好！
于永正老师
如果再教一年级，
绝不会让小朋友上课尿裤子了
那是1985年12月底的事。一天上午，我正在为一年级（1）班上说话、写话课。学生正在用心地写我摆在讲桌上的蔬菜、水果，朱飞飞突然站起来说：“林毅尿裤子了！”
林毅是个文静秀气的小女孩，平时很少言语。我对她说：“我不是说过吗？上课有事，可以举手报告。”她低着头，一声不吭。天这么冷，棉裤尿湿了，怎么能行呢！我赶紧请班主任邓桂霞老师给家长打电话，送条裤子来。
下课了，我见邓老师正在炉子上（那时冬天办公室里生炉子取暖）为林毅烤棉裤呢。当时我心里还不以为然。
这时，办公室里一位年长的老师对我讲起她曾经在报纸上看到的一篇报道。文中说， 一位教一年级的女老师上课时，发现一位学生神色不对，便走到该生跟前，嘴巴凑到他耳朵上悄悄地问：“想解手吗？”该生使劲点头。女老师一拍他的肩，他便飞也似地跑出去了。
可是，好久不见这位小朋友回来，于是这位老师从包里掏出卫生纸，对另一位小朋友说：“你去厕所给他送卫生纸去。”
果不其然，这位小朋友正为没带卫生纸发愁呢！ 我为这位老师的善于体察而吃惊，为她的善于推理而敬佩！ 听罢，我羞愧之极。我觉得我不配做特级教师。
如果时光老人再给我十几年的时间，让我重教一年级，上课时我会关注每一位学生，不再只是关注教案、教学。
岂止是教一年级，教任何年级都要认真读每个学生的表情、动作，从中读出他们的内心，并做出正确的判断，采取相应的措施。
低年级上课中间的短暂休息，我不会只是唱唱歌，活动一下身子，一定会先问小朋友一句：有需要“那个”的吗？尤其是在冬天。
我也不会只是那么“正统”地活动、唱歌，我会让学生大吼几声——有字无字都行——让小朋友吼出精神、吼出气势、吼出劲头、吼出笑声。
犯了错误的学生进了办公室，
一定请他坐下
在四十多年的教育生涯中，把犯了错误的学生“请”到办公室里去，是常有的事。“请到办公室”，是表示该生所犯错误已十分严重。当众这么“宣布”，也想“警示”其他学生。
问题还不在这里。问题在犯错误的学生到我办公室的“待遇”：他必须标准地立正站着——脚后跟靠拢，两臂下垂，中指贴在裤子缝上。
如果不“标准”，我便命令他“站好”，随即强制性地“纠正”：比如用脚踢他的脚后跟。这实际上是体罚。这种做法，哪里有尊重可言！哪里有平等可言！哪里有民主可言！
最近读了张华教授的《论我国课堂教学转型》，深受触动。 文章说：
“今年8月31号，我儿子上小学了。第一天是家长开放日，学校的第一件事是：行为规范。怎么坐，怎么站，手放到哪里，怎么走路，怎么排队……老师早已规定得好好的，而且每一个规定都有相应的奖励和惩罚作保障。随后的任何学习都是这样。
现在，我们很多美其名曰‘培养学习习惯’的做法，就是强化学生不能乱说，不能乱动，整齐地听话……这都是最坏的习惯——没有比限制儿童的嘴乱说、手乱动更坏的学习习惯了，这是成人对儿童施加专制的最司空见惯的方式。”
他深刻地指出：
“我国教学危机的根源是专制教学。我们把教学当作一个专制的过程，集体对个人，上一代对下一代，上位者对下位者的专制的过程。而且我们每一个人，不自觉地在做一个专制者和接受专制者，这是我最担心的。”
几十年了，我不就是这么做的吗？运用“动物园教育学”——以奖励作诱因，以惩罚作威胁来“训练”学生，是泯灭人性的教育！
假如我回过头来再从事教育，我会视学生为朋友，我甚至不会称他们为“孩子”——叫他们孩子，那意味着我是长者，“平等”就不存在了。
低年级的学生称“小朋友”，高年级的学生称“同学”，同学同学，我们是一同来学习的，是平等的。他们犯了错误，我可能还会请他们到办公室里谈谈，但是我会为他搬一把椅子，放在我的身边，请他坐下，我甚至还会为他倒一杯水。
我可能很严肃，乃至于严厉，但不会再说“你呀，瞎子害眼——没治了”之类的伤害学生自尊心的话。我会以自己的一言一行、一举一动告诉学生什么叫尊重、平等、民主。
我不会再愚蠢地把分数
作为衡量学生优劣的唯一标准
四十多年来，教的学生无数，但有几位学生的脸经常浮现在我的脑海里。
李健、亓庆红、刘云、孙建军……他们的表情是漠然的，孤独的，有的甚至带有哀伤，他们很少言语，早上背着书包默默走进学校，下午放学又默默地回家…… 他们都是被我戴过“差生”帽子的人。
因为他们的学习成绩差，要么数学考不及格，要么语文考不及格。每次考试后，我都要宣布分数。念到他们的成绩时，我还故意在分数的后面加一个“大”字：“李健——50大分！”
这种话对学生会造成多大的伤害呀！如果说体罚伤及的是皮肉，那么语言伤害的则是心灵。皮肉受伤有药医治，而心灵的创伤却无药可医。
我是他们的老师吗？我配做他们的老师吗？ 不知这些学生现在怎么样，从事什么工作，但我相信，在社会上，他们不会差，他们中肯定有人很有出息。
请他们原谅我当年的愚蠢。 现在我明白了，人人都是一个大写的“人”，人人都有尊严、有人格，人人都应该得到尊重。
人的智能是多元的，人生下来就千差万别，正因为千差万别，才有灿烂的世界和多彩的生活。不能单用学习成绩来衡量学生，文化成绩不是一个人的全部。 可惜，我认识得晚了。
如果我再从事小学教育，我会经常把十个手指头伸出来告诫自己：这就是你的学生！尺有所短，寸有所长。
有了这样的学生观，我会认真研究每一个学生，知其长短，让每个学生扬长避短，甚至让一些人变短为长。
我会让每个学生喜欢我，爱上学，爱读书，爱思考。人人尽力了，学到什么程度就是什么程度。
东方不亮西方亮，分数实在没有多大意义。
我希望成为学生的导师，
而不是教师！
退休了，还不断吃润喉片，慢性咽炎要伴我终生了。不能怨天尤人，只怪自己四十年来讲话太多。
课改以前，讲课文里的字词的意思，讲段落大意和中心思想；课改以来，讲课文的人文性，深挖文字背后的蕴含。难怪慢性咽炎久治不愈。语文能力不是讲出来的，学习兴趣不是讲出来的，情感态度更不是讲出来的。讲，真的作用有限。
现在看来，过去犯傻了。如果我再教小学语文，我会引导学生多读书，好读书，读好书，读整本的书。不但多读，还得多背——在初知大意的基础上，多背点经典诗文。
因为我明白了，学语文靠的是“童子功”——12岁以前，是人学习语言的最佳期。这期间，人的记忆力最好而理解力弱，一定多背。幼学如漆，小时候背熟的东西一般不会忘记。
我会引导学生在语文实践中养成读书读报和动笔写作的习惯。因为我明白了，教育说到底，是培养人的习惯，学语文是个慢功，是一辈子的事情。人一生以读、写为伴，才会有成就。
“讲之功有限，习之功无已。”（清颜元语）“导而弗牵”是教学的真谛。教师时代应该成为历史，取而代之的应该是导师时代。
人生是花，语文是根。在我的引导下，每个学生的“根”会长得粗壮、有力。
做导师而不做教师，我恐怕也就不会患慢性咽炎了。
于永正，文章转载自微信公众号：“社会学了没 ID：socialor”。本文来源于《江苏教育研究》。于老师说的现象，但凡学生都会感同身受，愿老师们早日转型成为导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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